安徽寿县：鄂君启节2300年前的免税凭证

作为楚王颁给楚国封君鄂君启的免税通行符节，同时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关凭证——鄂君启节，体现了楚国青铜文化、法律制度及经济制度的特点。

1957年，安徽寿县农民在修复防洪堤取土时，意外发现4枚青铜制成的竹节形器物。1960年，在安徽蒙城又出土了一件相同器物。经过研究，这是楚王赐予封君鄂君启的免税通行符节，因此将其命名为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分为车节与舟节。车节3件，以黄金丝镶嵌铭文，节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舟节2件，以黄金丝镶嵌铭文，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两物均形似竹节，取竹从中剖开之意，分为两半，是鄂君启下属商队的免税凭证。其中，车节用于陆路车队运输，舟节用于水路船队运输，二者均由商队在途经关卡时出示，将所持一半与守关者所持另一半合验，相合即可以免除关税。

（一）

鄂君启节是战国中期楚国税制的重要见证，符节上的铭文内容不仅有鄂君启所享有免税权的规定，还包含楚国当时的法律、地理及军事等内容。

税收是国家经济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而关税则是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时期，手工业者和商人多依附于国家，此时关税还并未发展起来。到了周代，小手工业开始繁荣，关市税出现萌芽，因商品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时候的关市税只是象征性地征收，《礼记·王制》载：“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即市税只征收商人仓储的占地费，而不征收货物税；对通过关卡的货物，只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稽查，不征收关税。通过这种少征税的方式，当时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春秋时期，各国竞争激烈，开始逐渐改革赋税制度，鲁国“初税亩”、齐国“相地而衰征”、郑国“作丘赋”、楚国“量入修赋”，都是以设置赋税的方式征收财产，以应对时代变革的需要。此时，“子产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等重大事件，加速了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赋税逐渐纳入法律，以法律作为赋税征收的保障。

战国时期，为了与其他国家抗衡，各国均需要强大的经济作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改革赋税制度，增加经济收入来源。例如秦国，就通过商鞅变法，强调“耕战”、重征商税，允许土地私有，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经济惩罚强制拆分大家庭为小家庭，否则加倍征收未分户家庭的赋税，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增加劳动力与征税范围，通过瓦解宗族制度重构社会结构，为军事扩张提供经济保障，这也为秦国奠定了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

而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制定“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等制度，削弱国内庞大的贵族势力，奖励耕战，提升军事实力。遗憾的是，史书上并没有太多关于吴起对楚国税制改革的记载。而今，通过鄂君启节，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探楚国的关税制度。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到其蕴含的税收平等、国家安全、中央集权法治以及法律监督思想。

（二）

鄂君启节上的铭文，对符节颁发的时间及背景，符节的制造机构，商队的运输路线、时间、商品及免税权利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反映了楚国完善的关税制度，是楚国为与秦国对抗作出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鄂君启节也反映了在税的征收过程中，贵族并没有免税权，贵如封君鄂君启也需要由楚王御赐符节作为免税证明。这种贵族不免税的思想，在清代雍正时期体现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税收平等原则相契合。

鄂君启节对商队运输的物品进行了限制：“毋载金、革、黾、箭”，禁止运输铜料、皮革、箭矢等物资，这些均为军事用品，根据分析，鄂君启商队途经路线多处是楚国的边界，甚至进入了其他国家的境内，禁运军事用品是对国家安全的维护。

符节的形制和用途也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法治思想。符节作为一种命令的具象化，将王命刻在符节上行于四方，通过这种方式扩大王命的影响范围，以此确保政令的传达与执行。楚王将王命刻于符节上，鄂君启的商队持符节到达各关津要塞，在这个过程中就完成了对楚王命令的传达。这种命令出于中央的集权思想，在后世被进一步强化，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底色。

在鄂君启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监督的作用。在车节和舟节中，都有关于核验符节的规定：“见其金节则毋征”“不见其金节则征”。意思是，看到符节就不要征税，没有看到符节就征税。鄂君启节不仅是权利的凭证，同时也隐含了通关查验、身份核实的法律监督程序。唯有严格遵循程序，法律权威才能真正树立。

鄂君启节还有对税的分类记载：“如载马、牛、羊，以出入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如运载马、牛、羊等牲畜，则在大府征税，而不在津关征税。这是根据货物类型不同，由不同机构进行征税管理的最早记载。

（三）

当然，鄂君启节与平常的符节并不相同，主要体现在其制作的用料和工艺上。《周礼·秋官司寇》载：“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眺、省、聘、问，臣之礼也。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从功能上讲，鄂君启节是用于门关之节，应该采用竹制。但鄂君启节用青铜铸造，并镶嵌金丝，工艺精美，是战国中晚期楚国青铜工艺高超技艺的结晶，反映出在上层贵族中，青铜器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尊贵的象征，也是礼的组成部分。

楚王赐予鄂君启的权利，是一种商贸特权，是楚国通过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的尝试。当今法制建设过程中，民法典等对交易的规范，都是以法律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整，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市场的需求、回应社会的需求，在对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其有益之处。

鄂君启节也是早期法律公开的尝试。将法律刻在铭文上，通行于四方，起到昭告天下的作用。这种思想，上承春秋晚期公开成文法的风潮，下启秦汉法律记录于简牍、绢帛的实用主义。今天的法律公示制度、政务信息公开政策，都是对于古代法律公开政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权利平等，实现社会监督。如今，我们已经不需要再以符节为载体来传播命令，但鄂君启节中蕴藏税收平等、国家安全以及法律监督等思想仍有意义。

鄂君启节：车节（左），舟节（右）。（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