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津川视死如归

在南京雨花台下，长眠着工人运动领袖孙津川。他是中共“五大”代表、“六大”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武装起义的中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

孙津川（1895—1928），又名方涂、孙竟川、孙继川，安徽寿县人。

工运旗帜

1895年，孙津川出生于一个贫苦工人家庭。6岁随父在汉口读书，在校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同学赞扬。毕业后考取中学。少年时代，孙津川目睹贫富悬殊，穷人遭受欺凌的社会现实，经常思索着世道不公平的原因。

14岁时因生计无着，中断学业，到南京洋炮局（南京金陵兵工厂）当童工。后来又到上海兴发机器厂、上海永安纱厂、上海吴淞机器厂做工。艰苦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孙津川那种特有的刚强、正直和见义勇为、敢于斗争的优秀品格。他和工人一起为争取工人工伤医疗费、童工生活待遇等问题与资本家展开斗争。1924年秋，孙津川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1925年“五卅”运动后，积极为建立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会、筹办工人夜校出谋划策。并联络20多名热心办工会的骨干分子，作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夜校开学后，他和彭干臣、王凯等经常召开会议，印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1925年８月，经彭干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即工会）委员，并根据党的指示，领导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所有工人一律增加二成半工资。不久，中共吴淞机器厂特支成立，他被选为特支书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为配合北伐军攻占江西，克复上海，他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关于动员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断绝沪宁线交通，阻止敌人运送军火的指示精神，率领吴淞机厂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分别在沪宁路镇江站西和沪淞支线同时破路成功，切断孙传芳的补给线，致使孙传芳的一列满载军火和给养的军车越轨翻车，完成了”中断铁路运输三天“的任务，有力地配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攻势，为10月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了良好条件。

起义中坚

1926年冬，周恩来到上海，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首先向周恩来介绍孙津川的是彭干臣——孙津川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10月，彭干臣离沪赴苏学习，在给周恩来的信件中，详细地向他介绍了铁路工人孙津川。周恩来到沪后，熟悉、了解孙津川情况的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佘立亚、汪寿华等又向周恩来介绍了孙津川的诸多事迹。具有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周恩来，非常重视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到沪不久，就来到孙津川家里，受到孙家人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特别喜欢孩子，他一来，总要抱抱孙津川五六岁的女儿毛毛，亲热一番，与孙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密切的联系。因为孙家地处沪郊，又是工人住宅区，隐蔽而安全，成为周恩来等领导人可靠的一个活动据点。

1927年初，上海工人为了迎接北伐军攻克上海，曾先后两次发动武装起义，但均告失败。他根据上海总工会指示，暂时离开吴淞机器厂，到八仙桥、八仙坊一带，组织以他为委员长的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起义前，孙津川受周恩来密令选址布置指挥武装起义的”特别军委“机关。孙津川妻子杨晨华用假名字租用了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进弄堂一幢楼房，底层布置为孙津川夫妇住处，二楼是”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秘密办公、开会、部署工作的地方，三楼是周恩来住宿和休息的地方。起义前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上海地区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常到这个地方秘密开会。这些领导人一到孙津川家，小阁楼上就响起了辟里啪啦的麻将牌声。此时孙津川的妻子杨晨华、弟媳王惜芳、妹妹孙方素等就自动到门口或巷口望风，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所以领导们到吴淞来，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孙津川夫妇一面掩护“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的活动，做好军委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一面和上海地区铁路产业工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贯彻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发挥好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先锋队和突击队作用。

1927年3月5日，他再一次领导吴淞机器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开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为了坚持罢工，他一面发动罢工工人到南站龙头房动员沪杭甬铁路司机罢工，一面组织一支6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由他任大队长，亲自领导纠察队员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决定实行总同盟罢工。全上海各工厂、作坊、机关、商店和车船码头的全体工人实行罢工，人数达80万。他担任指挥南市区起义任务，按预定时间，亲率武装纠察队向敌据点进攻，并在旱桥上插上红旗。与此同时，他还以“便衣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一道命令，派人送至于南市敌警察局，令其停止抵抗。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敌警察被解除武装。随后，他又率纠察队和铁路工人夺得机车一辆，满载工人纠察队前往闸北区增援，向龟缩在商务印书馆负隅顽抗的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发动猛烈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溃守敌，缴获机枪数挺，步枪百余支。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3月28日，上海铁路建路以来最早的统一工会组织成立了。他被选为沪宁、沪杭甬两路总工会委员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天下午，孙津川带领工人参加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会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淞沪司令部抗议，要求释放被捕者。敌人不仅不释放被捕同志，反而扣留了他。后在党组织和铁路工人的营救下才被释放。他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秘密整顿和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1927年4月底和5月初，孙津川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护送周恩来乘船去汉口，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巡视指导苏、浙、皖铁路工会工作。不久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各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控制下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后，孙津川按照组织安排，赴苏联学习。

力挽狂澜

1927年11月，孙津川回国。为充实、加强南京市地下党的领导力量，党委派孙津川到南京市委工作，担任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孙津川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突出的组织才能。他的到来，加强了南京市委的核心力量。孙津川善于做群众工作。一次他去金陵兵工厂工人生活区和工人党员开会，他从口袋里拿出两个字型，左手拿个“工”字，右手拿个“人”字，再把两个字拼成一个“天”字。他说：“工人团结起来，力量比天大，什么困难也不怕!”使金陵兵工厂的党团员受到极大的鼓舞。1927年12月4日，在浦镇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南京市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孙津川号召全体党员勇敢地承担任务，积极恢复党的组织。1928年3月，孙津川开始担任南京市委书记。

当时的南京经过蒋介石的清党血洗，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险恶，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孙津川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时而化装成教书先生，时而化装成工人，深入群众，坚持斗争，积极为恢复各级工会组织而奔波。孙津川艰苦地进行了党员调查和组织整顿。他整天东奔西跑，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召开党的会议。有时吃不上饭，就在街上买几个桃子充饥。当时，市委没有正式机关，会议一般就在北祖师庵49号的他家举行。一次，市委在他家开会，妻子在门口把风，孩子在被窝里无人照料，被活活捂死。他强忍悲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恢复和建立了10个支部，党员人数约240人，使南京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不仅十分重视工人运动，同样重视农民运动。不久，在九袱洲农民中发展了杨明清等49名党员，建立了南京市第一个农村支部。他还积极领导学生、教师和伤兵同国民党当局斗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孙津川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一位革命者无比的坚定、沉着、睿智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建立了卓著功绩，为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出席六大的广大代表们所赏识，虽然他未能出席大会，但仍和刘少奇、阮啸仙一起被选

举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视死如归

当南京的各项工作都有起色时，7月初的一个晚上，市委决定在姚佐堂家里开会。由于叛徒告密，他与市委大部分同志先后被捕。敌人严刑拷问，他坚强不屈，斩钉截铁地说：“我既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最后敌人把他母亲抓去，妄图用母子之情进行软化。当孙津川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见到泪流不止的母亲时，在敌人严刑之下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硬汉，此时再也关不住自己情感的闸门，泪水夺眶而出。“你们在家好吗？”孙津川先开了口。“好，都好，”母亲忍着泪说道：“津川，他们会让你出来吗？”“妈，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就是我死了，弟弟还在您跟前，您老人家是能理解我的……”“津川，不要说了，妈都知道了。”母亲哽咽着，拿出带来的梨子，递给儿子。孙津川颤抖着接过梨子，只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递给了母亲，暗示着母子从此要分离，表达了自己慷慨赴难的决心。

在狱中，孙津川得知党组织和他的许多朋友准备劫狱的消息，他坚决反对这种蛮干，反对因为救他而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孙津川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和义正词严的怒斥。短短的几个月中，孙津川被敌人折磨的头发全掉光了，体重只有60多斤，身体异常虚弱。难友们见此情景非常难过，他却说：“我们不是为个人，是为工农大众的，要坚强，不要伤心流泪。”10月6日清晨，无计可施的敌人对孙津川下了毒手。在行刑路上，他高喊：“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十个，还有一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他为自己的信仰倒在了雨花台下，鲜血染红了雨花石。

深切缅怀

孙津川的牺牲，党和人民感到无比痛惜，激起了对敌人更大仇恨。1928年10月20日，上海总工会开会悼念，上海总工会编辑出版的《上海工人》第21期，刊登了悼文《悼我们的死者，孙津川同志》：“孙津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们工人阶级领袖，他自1923年一直到这次被难的时候，努力工运，曾做过很多为工人谋利益的事，尤其是他在做沪宁沪杭铁路工会委员长的时候，他在领导铁路工人参加去年第三次大暴动的时候，简直是出生入死，为阶级奋斗。这便是他这次被反革命杀害唯一的原因。工友们！孙同志是为主义而奋斗而死，是为我们无产阶级争利益而被杀，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他的死事，设法替他报仇。”

中国工人阶级从“五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孙津川和林祥谦、顾正红、王孝和一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称赞孙津川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武装起义的中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有诗赞曰：

淞沪工人救国军，

支援北伐挽沉沦。

疯狂暴敌搜捕紧，

国际歌声彻彤云。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时刻关心着孙津川烈士的家属，指示中组部、中共南京市委做好烈士家属的慰问工作。在孙津川墓前立“孙津川烈士之墓”碑，1956年，南京人民政府为烈士母亲孙华氏庆贺80大寿，周恩来总理以及中央领导人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等到南京后均去探望过孙华氏。1982年，孙津川烈士墓迁入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区。每逢清明时节，祭扫、凭吊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向烈士墓敬献一个个花圈，花圈上一朵朵素洁的白花，凝洁着人们对孙津川烈士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