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专题报道 > 归档专栏 > 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 党史人物

程际魁 一路在追光 一心跟党走

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淮南网 作者:程晋仓 发布时间:2022-04-05 08:58 字体:[  ]

1928年5月,寿县学兵团内的中共活动不慎暴露,迫于各种形势的变化和来自各方面压力,学兵团被迫解散。驻扎在正阳关的学兵连接到省临委的指令,由程锡简等领导武装暴动,遭遇国民党各方面的武装围剿,在三河尖一带最终受挫。为保存力量,程锡简安排好身边同志疏散后,即紧急撤离,经省临委指示辗转又回到高皇一带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

这时的高皇寺、汪家庙、齐王庙一线,经卢繁鹅、程祥麟(程汉丞)、程东方和王介甫(佛)、胡之光夫妇等中共党员联手,组织活动趋向活跃,斗争形式也有声有色。平民夜校、穷人会均得以开办和较普遍成立;王圩(即齐王庙)党小组也继高皇、汪庙党小组的先后成立而建立。

程锡简一到高皇,寿县中心县委即批准设置中共高皇特别小组,并由程锡简任组长,负责沿淮党的工作。沿淮第一个中共特别小组的成立,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地方群众,党组织发展工作得到积极扩大,正式吸纳程祥麟(汉丞)、程锡典、王世美、程晋科、程际魁、程汝现、孙子让、孙广贤、刘跃华等一批先进分子入党,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得到充实和加强。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群众,党组织派程际魁渡过淮河,积极开辟淮河以南地区,侍机建立组织。

1929年4月,中共高皇特别小组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与需要,组建了以程汝现为支部书记的高皇青年团支部,以团支部出面组织发动青年;又先后在汪家庙、许黄岗正式建立中共党小组,并派程东方到齐王庙一带协助开展工作。

当年8月30日,阜阳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和寿县县委驻凤台特派员刘启元在山南姚皋店小学(旧址在今高新区英伦联邦小区东)秘密召开凤台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凤台县委(当选的县委委员程锡简因工作需要调到寿县及徐海地区开辟新区);此时的高皇特别小组也更名为特别支部,由程祥麟(汉丞)任特支书记、兼农会主任;汪家庙、齐王庙的党小组改为汪庙支部、王圩支部;汪庙支部设大小孙岗、丁郢、齐巷三个小组,另增设许岗、沟北、李桥三个小组;王圩支部视发展情况设立党小组。

1930年6月,高皇特别支部经批准改设为中共高皇区委,程祥麟(汉丞)任区委书记,程锡典、程晋科、王世美为区委委员,程汉民继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区委下设朱岗、新圩、小集、胡集、店集五个党支部,朱秀卿任朱岗支部书记、程子美任新圩兼胡集两支部书记、程汝珍任小集支部书记、孙子让任店集支部书记;店集支部即原汪庙部,管理范围不变。此时的淮河南岸,经程际魁多方活动,洛河街、九龙岗一带的农会已开始活跃起来,柴秀书、柴开智、柴秀长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相应成立了党的小组。同年11月,洛河小组改设支部并入了高皇区,由柴秀书任支部书记,柴开智、柴秀长为支部委员,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姚家湾、廖家湾、翟家洼。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伴随着反剥削、反压迫、反虐待、反歧视的兴起,一批数十名的贫民子弟和受共产党纲领吸引的部分小康人家儿女,如程汝坤、程延道、程际兵、孙晓峰、谢子宣、丁文山、刘维钦、程汝瑞、程伯天等成为中共党员。由王圩支部改设的齐王庙特别支部也在程东方、王介甫的不懈努力下,很快建立了王圩沟西、圩南、小东庄、后烟店、曾庄、后庄户和沟北陈(今古沟回族乡沟北村)、王咀(今夹沟乡王咀村)、苹湖王家等10个小组或支部。

1931年初冬,店集支部改设中共汪庙区委、孙子让任区委书记,谢子宣、孙广贤、丁文山为区委委员;汪庙一带的党组织始与高皇区委脱勾,党员已发展到近30名。而高皇区委的组织活动已向南延伸到舜耕山一线,尤以王小集、半个店(即洛河街)、翟家洼发展势头良好,全区党员达120余名,农会(亦称穷人会、光蛋会)、女协会、青年联合会、教工联合会、少共队较为普遍出现,参与活动者达300人之多。

1932年夏秋之交,舍弃家庭,长年奔波于外,深得众人拥戴的程际魁接任了中共高皇区委书记,程祥麟(汉丞)则专事农会工作,并凭借以其宫小集岳父家的威望替代程际魁开展工作,巩固淮河以南地区。这时的区委委员是程祥麟(汉丞)、程子美、程汝好、柴秀书,俗称“小营长”的程际兵任农民武装区队长,组建了地方武装。1934年5月,蒋介石继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央根据地井冈山工农红军之后,连续派出大批军、警、宪、特,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此时的江淮大地已被白色恐怖笼罩,地处怀、寿、凤边区的高皇区委为避其锋芒,保存力量而进行人员疏散,党的活动不得不由半公开全部转入到地下。按中心县委指示,程际魁疏散隐蔽好活动骨干,便带着区队的部分武装白天经商务农,晚上打击顽固势力,游弋在淮河两岸。然而,形势更加恶化,斗争环境越发艰难。8月,齐王庙的王介甫(佛)和汪家庙的孙子让公开叛党,汪庙区委书记孙广贤、区委委员丁文山等入狱,高皇区委和齐王庙特支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时隔不久,毕业于黄埔军校,派任徐海特委军事委员的程汝栅被俘叛变并成为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安徽省肃反专员,后与孙子让竟成了安徽剿共的“三子”(即黑子程汝栅、牛子王进之、猴子孙子让)之一。

叛徒的出卖,刽子手的镇压,不少党的中坚分子被捕,部分意志不坚定者开始自首退党。进入10月,时局更为紧张,地方的中共组织几乎瘫痪,洛河支部也停止了活动,区委书记程际魁转入翟家洼、大孤堆集、大寺园一带,农会主任程祥麟(汉丞)隐蔽在岳父家不出,朱岗支部书记朱秀卿则操起看相卜卦的老行当远走他乡,程汝现、程延道、王世美等隐入外地,无法脱身的党员,大多被迫写了“悔过书”退党。黑云压城下的大搜捕行动,令程际魁怒火满腔。他怀着对党内出现败类的无比痛恨,誓与程汝栅之流拼个鱼死网破。其父程锡趾极力劝阻,他置之一旁,听不进去。自此,他开始了艰辛的流浪生活,苇荡、荒滩、野地成了他的栖息家园。不久,几经辗转,他与活动在凤阳山一带的游击大队取得联系,又与寿县二区的中共组织接上关系。从此,斗争沿舜耕山一线展开。富绅财主称他是“恶煞星”,穷苦百姓却把他当作“活菩萨”。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度形成。1938年4月,中共凤台县委重新建立,党的活动得以重新开展,坚守在淮河南岸或利用亲戚、亲属关系活动的程际魁等点燃的革命火种得以燎原。

1941年4月,日伪扫荡加剧,国民党以共产党为仇敌,开展反共摩擦,大有彻底肃清“共党分子”之势。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和二师罗炳辉部奉命向津浦路东作战略转移,中共凤台县委、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在陈元良、张太冲率领下撤离潘集,进入路东。地方只保留少量的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程际魁等仍坚持地方武装斗争。暂没有随队转移的二区副区长、后任三区区长的程祥麟(汉丞),匆忙回到老家朱岗住了一夜便渡河到岳父家,经与程际魁取得联系后,两人便一直坚持在舜耕山一线开展地下斗争。不久,程汉丞随组织转至津浦路东的淮北豫皖苏根据地,后又回到津浦路西开展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但不容中共及其武装分享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及其顽固势力又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共安徽省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在九龙岗、大通、田家庵三镇设置了工作委员会,以巩固开辟怀远、凤阳、定远、寿县、凤台五县的边区工作,并派舒城人周维成任工委书记,程际魁、程祥麟(汉丞)分别任组织、宣传部长,由特派员赵凯兼抓武装斗争,斗争围绕淮南路矿展开。

1946年夏收之际,设公馆于田家庵经一路(回民饭店对面)的国民党中统调查室主任、肃反专员程汝栅带着汝坤(绰号老八)等一帮便衣窜入王小集(今属大通区)将正在瓜地乔装捉黄萤的程际魁抓捕,乔装搂大筢的程祥麟(汉丞)伺机走脱,周维成、赵恺闻讯转入舜耕山以南。几天里,数十名无辜的中共党员被捕入狱。审讯时,程际魁只字未吐,并以长辈自居大喊叫骂;气急败坏的程汝栅欲将程际魁装入麻袋沉进淮河暗杀。消息透出,激起了高皇族人的共愤,数百族人围住了程汝栅的老家。出于平息家族内讧,国民党省参议、省党部顾问、原中将司令程华亭出面调停,程际魁方得以越狱名义获释。出狱后的程际魁连家都未顾上回去,就动身赶往翟家洼,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和重点进攻,转向全国范围内的大反攻已如箭在弦,淮南铁路沿线的共产党活动也日趋活跃,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打击土豪劣绅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党的组织活动渐渐公开。

之后,以赵凯任书记的淮南特区工作委员会成立,程际魁在其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程际魁先负责三和区(今淮南市高新区)到九龙岗一带的策反和支前、联络、组织领导;后任二区即洛河区区长。程汉丞工作需要,进入定远、合肥、肥东、肥西一带。

回望历史,拥有幸福安康生活的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那些在烽火硝烟,乌云弥漫的艰苦岁月中守护初心与使命的早期中共党员们,他们视死如归、不畏强暴、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传播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点燃劳苦大众与命运抗争的星星之火,写下一曲曲悲壮的赞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住他们,他们也必将永垂青史。(特约撰稿 程晋仓)

(责编:汤宁  初审:孙继奎  终审:沈国冰)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