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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世为民行大道 舍生取义求真理 ——记革命先烈王道舟

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寿县人民政府 作者:王康成 发布时间:2021-05-19 08:19 字体:[  ]

王道舟(1903—1934年)名世济,寿县保义区张罗乡(现堰口镇双楼村)人。少时家贫,5岁丧母,随父(为私塾教书的穷秀才)读书识字。1928年在安庆读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返乡秘密发展党组织并领导武装暴动。1934年8月,时任中共寿霍中心县委委员、中心县委军事委员、寿县县委委员兼保义区委书记的王道舟同志,在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利诱和酷刑,王道舟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解放后,中共寿县县委、寿县人民政府报请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王道舟同志为革命烈士。
   一、童年磨难
   1903年9月7日(农历七月十六),王道舟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保义区张罗乡(现堰口镇双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王道舟的童年,时值清朝末代,中华民族正处在外患内乱的苦难之中。和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一样,王道舟的家庭也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全家没有一分地,仅靠父亲帮工教书的微薄薪水和母亲拾巴埂、挖野菜糊口。
   家庭的养育对王道舟性格品质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王道舟的父亲王生鲁是个穷秀才,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不辞辛劳、无论寒暑,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保义集一洪姓人家教书。他为人正直刚纯,痛恨腐朽的社会制度,同情劳苦大众,常常为身边的贫苦农民打抱不平。王道舟的母亲温和善良,通情达理,却不畏强暴,虽然自己家里饥寒交迫,还时常接济亲友乡邻。她不仅疼爱和严教自己的孩子,对穷苦人家的孩子也十分关爱。王道舟五岁那年,因地主逼债,母亲气恼得了伤寒,由于家贫如洗,无钱治病,就含恨离开了人世。王道舟幼小的心灵遭受巨大创伤,失去母爱的他只得跟随父亲,奔波在坎坷的成长道路上。
   二、少年壮志
   为了照顾孩子,王道舟的父亲只好辞去保义洪家的教书职业,转而在离家一公里远的张罗城(镇)一毕姓地主家的私塾里任教。王道舟从七岁起也就跟随父亲念书。由于他自己刻苦用功,加上父亲的严格教育,学业成绩很好,每次考试,他都胜过有钱人家的孩子。他时常在父亲面前说:“我要给穷人争气,长大为穷人办事。”
   王道舟小时候就十分厌恶旧社会的恶劣风气,主张破除迷信,寻求生活情趣。他坚持锻炼身体,经常组织小伙伴们开展游泳、跳绳、打秋千等有意义的体育活动。在他家门口的两棵大椿树上,长年拴着一丈多长的秋千绳子,人坐在上面,用力一荡,有屋檐那么高。这一切有助于他逐渐形成了钢筋铁骨和坚强意志。他还经常劝阻一些少年朋友不参与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有一年,一则张罗城学校院内白果树显灵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善男信女纷纷赶来敬香,祈求免灾治病。王道舟认为这纯粹是欺人之谈,义无反顾地拿起扫帚,将香火供物一扫而光,并对香客们说:“不彻底改造社会,光靠求神拜佛,劳动人民是永远不能免除灾难的。”在那封建迷信盛行的旧社会里,这样做是要招惹是非的,但是少年时代的王道舟就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表现出了他进步的世界观和斗争精神。
   王道舟17岁时念完小学,家庭却无力供他继续求学,这对于风华正茂的他是多么遗憾啊。他决定向舅舅借钱去念中学。可是舅舅因抽大烟,家道已日益败落。他就对舅舅说:“只要您不吃大烟,省下的钱就够我念书了。”最终,舅舅被说服了,下决心戒烟来资助外甥继续读书。
   王道舟在青少年时代,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以求学来寻求革命真理,为彻底砸碎旧世界,为千千万万受苦受难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努力奋斗。  
  三、投身革命
   1920年,十七岁的王道舟来到安庆求学。在学校里,受五四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王道舟接受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些学生运动。在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下,他作为学生会代表勇敢地向伪教育厅提出并最终赢得进步青年的政治诉求:一是允许学生在重大节日上街游行,主张正义;二是允许在校传播马列主义,发行《星期日杂志》等共产党的刊物。
   经过风风雨雨的锻炼和考验,1928年,王道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骨干成员。1930年,受安庆地区党组织的派遣,王道舟返回家乡,先后在众兴、保义、迎河等地以教书为名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秘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策划、领导武装暴动。 1931年,王道舟在保义亲手创建第一个党支部并发展党员数十人、农会员百余人,开展针对恶霸地主的抗租、抗捐、抗税、抗丁和缴枪、分粮等斗争。“打死恶霸毕少山,东边红了半边天”,广为流传的民谣,就是当时革命成果的真实写照。不久,由王道舟领导的一支两百余人、百十条枪支的游击队,与瓦东地区曹广海领导的游击队合并为游击大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壮大,王道舟先后创建开荒支部、汤湾支部、蚂蚁窝支部。他白天教书,夜间还要跑到各支部指导革命工作,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拟订工作方案,为了革命事业常常整夜奔波,第二天清晨仍然准时走向课堂。正因如此,我党各支部的地下工作者数年未被敌人发现。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革命是异常艰苦的,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更是四处打探,稍有不慎就会暴露,不但个人有性命危险,也会给组织带来损失。这一切王道舟都不畏惧。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他辛勤地战斗在我党的地下战线上,并先后担任我党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六霍中心县委委员、中心县委军事委员(中心县委)包括六安、寿县、霍邱等地。
   四、被捕入狱
   1934年,风云突变。蒋介石从鄂、豫、皖调集一个师的兵力进驻寿县,清剿仁人志士,破坏我党组织,革命工作进入低谷。这时,一些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者纷纷叛变节投敌。地下党的负责人洪某某和张某某先后背叛信仰,投向国民党,当上了清共肃反专员,分别坐镇保义和瓦埠,捕杀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就连我县原党组织的负责人石某某也成了叛徒,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他甚至丧心病狂地勒死自己的妻子——时任中共党代表、寿县县委执委、妇女部长的卢秀英同志。
   1934年7月下旬,上级党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寿县的革命工作,派专员秘密来到寿县。在传达完党中央的指示后,王道舟和另外一名党务工作者方墩善护送其出县。在途经石集(今寿县安丰镇)境内时,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保安大队赶来围捕。为了掩护上级党代表安全脱险,王道舟和方墩善两位革命同志不幸被捕。
   五、意志如刚
   在狱中,国民党阜阳专员兼寿县县长席楚霖亲自提审王道舟,企图获取党员名单,追查中央专员的去向,并妄想一举全歼我县境内的党组织。为此,他假惺惺地劝告王道舟,如能投靠国民党,可保举他就任专员职务和第三区区长。王道舟同志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毫不动摇,他义正言辞地对席楚霖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坚信我们的党。我根本不想当你们国民党的狗官!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共产党你们是杀不完的。我死了以后还有儿子、女儿,他们长大了也会干共产党,和你们斗争到底。你们注定要灭亡!”
   敌人无奈之下,抓来了王道舟的亲属——父亲、妻子、九岁的儿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逼他变节。面对流泪的亲人,望着围在身边的一双儿女,王道舟平静地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我没有罪。无论如何你们都要坚强,不要流泪,更不用怕。……天就要亮了!”他又嘱托自己的妻子说:“你回去把孩子带好,好好过日子。一定要让孩子认真念书,长大走革命的路,当共产党人。我们家的事今后共产党会关心的。”(这段情节后来被剧作家沈默君先生编入《红灯记》剧情。)
   六、慷慨就义
   无论是威胁利诱,还是严刑逼供,国民党反动派都没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后决定对王道舟执行极刑。1934年8月5日上午,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押着遍体鳞伤、身戴镣铐的王道舟和方墩善走上刑场。沿途,两位革命志士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并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人民一定得解放!”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王道舟,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牺牲时年仅31岁。
   解放后,中共寿县县委、寿县人民政府报请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王道舟同志为革命烈士,并为其树立墓碑。其墓地位于寿县堰口镇双楼村杨郢地界——寿县城南31公里、十字路向东3公里处。每年清明时节,当地党、团组织和中小学都会开展祭扫烈士墓活动。
   王道舟同志虽然牺牲了,他为了崇高的信仰而英勇奋斗的动人事迹和坚贞不渝的革命气节,将彪柄千古、激励后生。在和平时期,我们缅怀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伟大祖国建设地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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